東江跟朝鮮后金貿易，本有端倪，其先見毛文龍時代便已存在。

    袁崇煥私殺毛文龍時擬定的罪名中便有一條“私設馬市”。

    袁毛公案，本人支持毛文龍，主要就是因為毛文龍死后，東江鎮所發生的變化說明袁崇煥舉措武斷。

    毛文龍死后，東江軍權分于劉興治、陳繼盛二人。

    而劉興治本來就是遼東叛將，他與后金政權之中本有聯系。

    按照《李朝實錄》記載：“興治方在旅順，劉、周兩將且來相會，商船、民船、往來諸島，依舊不絕。”

    劉興治對于東江系統來說，本為外人，自從毛文龍死后，他通過與后金、朝鮮貿易，掌握了大量的財富，并以此分化東江陣營，造成的結果就是。

    “劉海（劉興治）乘時恣橫，島中威權，皆歸于海。”（《李朝實錄》）

    而作為東江系統的一員，陳繼盛的態度卻是“陳繼盛禁我國私市”（《李朝實錄》）

    二者態度上的差別直接導致了劉興治私殺陳繼盛。

    陳繼盛死后，明廷為了重新整備東江鎮，派出身遼東的武人黃龍出任東江總兵，以孫元化任登萊巡撫。

    黃龍上任之后，也堅持陳繼盛的策略，并且捉拿東江軍中已經形成的走私網絡，最終在崇禎四年十一月遭遇兵變，始作俑者就是耿仲明之弟耿仲裕，而端倪就是黃龍捕捉了耿仲明的私黨李梅，并從中繳獲了黃蟒、湖絲。

    黃蟒就是黃色蟒服，遼東武臣之中無人有資格穿此袍服，湖絲是指湖州所產的絲綢，這兩件物品顯然都是販賣到后金去的，因為即便是朝鮮，其國主也不穿黃色蟒袍。

    東江鎮的傳統貿易對象，是朝鮮和日本，黃蟒于朝鮮這等藩屬國而言犯忌，對日本來說更沒有特殊意義，每日將黃色蟒袍當禮服穿的王朝，唯有后金而已。

    《明史》對此事的描述是：“游擊耿仲明之黨李梅者，通洋事覺，龍系之獄。仲明弟都司仲裕在龍軍，謀作亂……”

    《明史》為滿清編修，“通洋”二字，不過“通虜”之遮掩罷了

    兵部尚書楊嗣昌在奏疏中寫明：“耿仲明者，該撫孫元化之中軍也。黃蟒、湖絲，黃龍所執，以為仲明透販之物，而并以持元化之短長者，鎮主販而欲專之，撫分權而旋噬之”（《復登撫島事初定疏》）

    黃龍為一鎮總兵，孫元化是登萊巡撫，孫是文官，黃龍是武臣，孫又是黃的上級，黃有何膽略去對抗孫元化呢？

    真實情況就是黃龍嚴肅軍紀，動了一些人的蛋糕，于是崇禎四年十一月，東江發生兵變，耿仲裕等人捕捉黃龍，割去其耳鼻，打斷其腿。

    實際上，黃龍此次遭遇兵變，孫元化第一個跳出來指責黃龍貪污釀成此變，黃龍也遭遇了明廷處理。

    但是明廷很快就查明了情況，根源就在于耿仲明私通后金。

    耿仲明事發兩個月后，吳橋之變起，耿仲明本為孫元化派去鎮壓的武官，他卻居中號召，拉起一支兵馬，攻破登州，成為真正的主事之人。

    案黃龍身為東江總兵，一鎮明軍最高領袖，耿仲裕仍然敢以兵變割去其耳鼻，打斷其腿。對于耿仲明等人來說，吃一只雞又算什么？

    吳橋之變，表面上看來是士紳與士兵之間的爆發，實際上是袁崇煥殺毛文龍之后，東江崩潰的一個縮影。

    崇禎二年六月，袁崇煥殺毛文龍。崇禎三年四月，劉興治殺陳繼盛。崇禎四年十月，耿仲裕帶人斬去黃龍耳鼻。

    其代表之處就在于如陳繼盛、黃龍等優秀東江武人因為嚴格的軍紀，被孔有德、耿仲明、耿仲裕等人排擠乃至消失的過程。

    耿仲明、耿仲裕之殘害黃龍，與祖大壽殺死何可綱之間有何區別？

    耿仲裕兵變虐害黃龍與耿仲明聯系各部作亂登州時間上不超過兩個月，以明代的交通條件，時間線索上具備鮮明的聯系。

    如果僅僅是因為吳橋一只雞，就把耿仲明、孔有德等人投降后金的行徑解釋為受士紳欺壓而不得已為之，實在是對陳繼盛、黃龍等東江武人的一種不公。

    如果耿仲明等人是官逼兵反，被劉興治所殺的陳繼盛、被耿仲裕殘害被孫元化彈劾的黃龍，他們又是什么官呢？反而成了欺壓良善的黑手。

    這又何其不公？

    這些情節寫入書中，于劇情無益，反而影響行文節奏，但是不寫又失去了一開始寫本書的本意。

    發在作品相關，請諸位指正。